中国化学工业的近代化进程，是一部在屈辱与动荡中寻求自强、在探索与挫折中谋求发展的曲折历史。它始于晚清洋务运动的“师夷长技”，历经民国时期的“实业救国”浪潮，在战火与困顿中蹒跚前行，为后世中国化工业的崛起奠定了最初的基石。
一、 洋务运动：近代化学工业的艰难破冰（19世纪60-90年代）
19世纪中叶，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，惊醒了部分开明的清朝官僚与士大夫，“自强”“求富”成为时代呼声。以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，发起了一场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核心的“洋务运动”。在这场运动中，近代化学工业得以萌芽。
其开创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
- 军事工业驱动：为“制器之器”，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事工业，而军事制造离不开基础的化学工业。例如，江南制造总局（1865年）设有火药厂、制酸车间；天津机器局（1867年）能生产硫酸、硝酸，用于制造火药。这些是中国最早采用近代方法进行化学生产的尝试，尽管规模有限、技术依赖外人，但标志着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化工业的转型。
- 民用工业初探：随着“求富”口号的提出，一些与民生相关的化学工业开始出现。如1878年成立的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，虽以面粉为主，但涉足食品加工；更典型的是1889年，贵州青溪铁厂尝试用西法炼焦，并计划生产酸碱，虽最终失败，却体现了拓展化工领域的意图。
洋务运动时期的化学工业存在根本局限：浓厚的封建官僚色彩、技术与管理严重依赖外国技师、资金匮乏、缺乏系统的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，使其发展步履维艰，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。
二、 民国时期：民族化学工业的曲折成长（1912-1949年）
民国建立后，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西方列强无暇东顾，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“春天”。化学工业作为“实业救国”的重要一环，开始真正以民族资本为主体发展起来，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实业家和科学家。
这一时期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：
- 基础化工的奠基：被誉为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”的范旭东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。1914年，他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，挑战外商垄断；1917年，创办永利制碱公司，历经艰难，于1926年成功生产出优质的“红三角”牌纯碱，打破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长期垄断。侯德榜博士发明的“侯氏制碱法”（1939年），更是世界制碱工艺的重大突破，享誉全球。吴蕴初于1923年在上海创办天厨味精厂，生产佛手牌味精，并逐步发展出天原电化厂（生产氯碱）、天利氮气厂等，形成了“天”字号化工集团。
- 行业范围的拓展：除了基础的“两酸两碱”（硫酸、硝酸、纯碱、烧碱），橡胶加工（如上海大中华橡胶厂）、染料、涂料、医药、日用化学品等行业也逐步兴起。上海、天津、青岛等沿海通商口岸成为化学工业的聚集地。
- 战争下的颠沛与内迁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东部沿海的化工企业遭受毁灭性打击。为了保存民族工业的命脉，大批工厂（如永利、天原等）历经千辛万苦内迁至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大后方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这些工厂坚持生产，为抗战提供了宝贵的化工产品，同时也促进了西南地区近代工业的启蒙。
尽管民国时期的民族化学工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展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与韧性，但其整体发展始终笼罩在阴影之下：政局动荡、战争破坏、外国资本与商品倾销的挤压、国内市场的狭小、资金与技术的持续短缺，都严重制约了其向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的发展。
从晚清洋务派在军事需求下被动引入的零星化工作坊，到民国时期民族实业家主动构建的基础化工体系，中国近代化学工业走过了从无到有、从依附到自主的艰辛历程。这是一段浸透着屈辱、抗争、智慧与坚韧的历史。范旭东、侯德榜、吴蕴初等先驱，不仅留下了具体的工厂和产品，更留下了“科学救国、实业救国”的崇高精神。他们在一片荒芜中播下的种子，尽管在旧中国的风雨飘摇中未能长成参天大树，却为新中国成立后化学工业的全面重建与腾飞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，储备了最初的人才，指明了自力更生、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。这段历史深刻启示我们：核心技术与完整工业体系，是国家独立与强盛的基石。
